1966年上映且火爆至今的电影《地道战》，片中的故事究竟以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哪个村庄地道战为原型？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给出这个答案——冉庄地道战！

毕竟当年电影的拍摄地就是在冉庄，甚至时至今日，当地也依旧在强调电影中提及的高家庄就是现实当中的冉庄。但事实上，高家庄的真正历史原型是河北正定县的高平村。

因为在地道战的真实历史上，高平村保持着地道战单村杀敌的最高记录——毙伤日伪军300余人，远高于冉庄地道战毙伤敌260余人的记录(亦有100余人等不同说法)。而在地道规模上，高平村地道的规模也完全不逊于冉庄地道。

1942年，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堡垒封锁一度达到巅峰。尽管后人常用“五里一碉、十里一堡”的称谓来描述日军对冀中平原的堡垒战术。但实际上，部分村落周边的日军堡垒的密集度远远超过了这一标准，高平村就是如此。

当年的高平村，其东西北三个方向1~5km之内就有三处日军炮楼，南面2.5km亦有日军铺设的公路。堡垒封锁外加机动转移，高平村在日伪军的封锁下几乎成为了一处绝地。

但在如此背景下，高平村以地道战为模式展开反击，三年的时间挖掘出纵横交错、总长度可达数十公里的地道，还能在长达三年的拉锯战中毙伤300余名敌人。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地道战》的编剧也是在此处找到灵感，最终创作了电影《地道战》的剧本。

可本片在1965年进行实际拍摄时，剧组为何没有选择在高平村进行拍摄？这就不得不提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发生于1963年的冀中洪水。

1963年由于当地持续的暴雨，冀中平原多地发生了洪水灾害。由于积水长期没有退散，洪水很快就灌进了高平村的地道。

在电影《地道战》中，高家庄的民兵通过巧妙的地道路线设计，他们可将日伪军灌进来的水源又重新引回至水井中。但这种反制战术要基于一个前提——水井的承受量。由于持续的洪水源源不断，不说高平村的地道，就连该村周边的水井也悉数被洪水所灌满。在引水完全失效的背景下，高平村的地道也被洪水彻底冲塌。

其实早在60年代初，部分区域的洪水就曾将冀中平原的一部分地道冲毁，但好在大部分地道原址还得以保存。但1963年的这场大水不仅将高平地道彻底摧毁，我们更加熟悉的冉庄地道、位于定县同样可纵横数十里的北疃地道，这些地下坑道在洪水的冲击下全部发生了坍塌。

事实上，当《地道战》的剧组在1965年来到冉庄考察时，这里的地道早已全部被毁。只是该村的样貌，尤其是村内宽广的十字街更适合取景拍摄。

电影画面中，高家庄民兵关起门来打狗，将被困于庄内的日伪军打的在街头四处乱窜的画面就是于此地拍摄，冉庄也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地道战的拍摄地，甚至周边的李庄、唐庄也在部分外景拍摄中出现。

至于电影中看到的错综复杂的地道线路，这只是当年剧组在拍摄时临时开挖的地道或构建的内景地。随着《地道战》的上映和冉庄的爆火，当地才在原址重新修筑地道，我们如今看到的只是后来重建的地道工程。

由于冉庄因此而红，当外界的目光皆放于此村时，作为地道战的原型，原本创造了最大杀敌记录的高平村自然放弃了重新修复地道的想法。时至今日，发生于该村的地道战故事甚至已不被外人所知。

但比起被人遗忘的高平村地道，河北定县的北疃村地道或许更应该被后人牢记。1963年的大水将北疃地道彻底冲塌，后人也忘记了这条地道的存在。但历史不该忘记，在北疃地道的塌陷区域内，至今仍有数以百计的抗日勇士和无辜百姓的遗骸仍被埋在里边，至今已长达83年之久。

1942年5月27日，日军对冀中平原发起的五一扫荡已进入尾声阶段。作为八路军定县政府的所在地，北疃村成为了日军在最后时刻的重点围攻目标。

由于当日凌晨，日军抵达北疃村外围前，八路军县政府机关和驻扎于此地的八路军部队早已撤离该地。但周边村落数以千计的百姓仍持续逃入北疃村避难，村内也同样有超过1200多名当地百姓未能撤走。为保护这些乡亲，八路军定县县大队下辖的两个中队，与周边的区小队和民兵武装拒绝撤退。这支人数仍在近千人的抗日武装决意在北疃村与日军展开决战。

当日下午，围攻北疃村的日伪军2000余人攻入村内。坚守于此地的抗日武装与百姓全部转移至北疃村地下的地道网络中。地道战原本可作为攻防两端兼备的工程战术，可一旦操作不当，这样的地道战很可能会将自己反噬，而接下来发生的北疃惨案就是如此。

北疃地道原作为掩护北疃村当地百姓而建造。可事发当日，近千人的抗日武装也进入该处地道，周边村落又有超过1000人进入地道。因北疃村当地村民先前已进入地道，他们甚至还向地道内转移了大量可进入地道的羊驴鸡等牲畜，以及部分家具，地道内早已拥挤不堪。甚至在部分可以通往外村的地道干道上，拥挤的人群、牲畜与家具早已将出口堵住。

随着村外百姓和抗日武装的进入，北疃地道很快就陷入到拥挤不堪的状态。在汉奸的指认下，已占领北疃村地面阵地的日伪军很快发现了多处地道口，在充分的准备下，他们将可致人呕吐与咳嗽的赤筒、绿筒毒气弹顺着地道口投入地道内，并在地道口点火焚烧制造浓烟。

由于北疃地道通往外地的大多数出口早已被堵死，面对毒气毒烟，困守地道内的我方上千名抗日战士与2000多名百姓根本无法有效转移，北疃地道甚至成为了一处难以摆脱的杀人陷阱。

早在扫荡北疃村之前，已知悉当地存在地道的日伪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他们也特意选择了可释放有色气体的毒气。因为随着毒气在地道内散开，未被日伪军发现的出口和通风口也因有色毒气的飘出而被发现。在继续灌注毒气或堵死这些出口的背景下，困守北疃地道的我方人员已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被毒气熏倒、拥挤踩踏、缺少新鲜空气而窒息身亡、受不了折磨而提前在地道内开枪或拉响手榴弹自尽......一时之间，北疃地道变成了充斥惨叫与求救声的人间炼狱。即便一部分人拼死向被日军封锁的地道口突围，面对日军的火力和刺刀拦截，冲出地道口的绝大多数抗日战士和百姓也纷纷死于日军之手。

更为残忍的是，日军在地道口行凶过后，他们又将遇难人员的遗体重新扔进地道内，以此来将洞口堵住，这也同样加剧了地道困守人员的突围难度。

后经统计，发生在1942年5月27日的这场北疃地道惨案中，一度困守于地道内的我方抗日武装与百姓约3000多人，仅有半数人员突出重围。超过820人遇害(根据现场搜寻到的遗体确认)，余下人员全部失踪，推断他们皆牺牲于地道之内。

日军结束在北疃村的扫荡后，重新返回现场的我八路军搜救人员曾试图进入北疃地道内清理遇难者遗体。但由于诸多出口已被堵死，部分地道也出现塌陷，日军先前灌入地道内的毒气迟迟无法消散。随着地道内遗体的进一步腐烂，北疃地道又开始产生了新的“毒气”。在始终无法进入地道的情况下，当地八路军被迫彻底放弃北疃地道的搜寻。

随后十余年，北疃村幸存村民仅能在部分特殊施工下来搜寻和挖掘当年的遇难者遗体。例如北疃惨案发生的7年后，当地村民重新挖开一口原作为北疃地道出口、后在日军扫荡中被炸毁破坏的水井。在水井的废墟内，众人找到了11颗头骨和10具没有头骨的遗骸，推断日军将这些受害者逐一斩首后，将遗体和头颅重新抛入水井之内，又将水井封死炸毁。

随后多年在打井或开挖地基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又发现多具尸骨和无名头骨。但相比这些重见天日的遗骸，仍有数百具抗日军民的遗骸至今仍被坍塌的北疃地道掩埋在黄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