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1950年的北京火车站，秋风瑟瑟，人来人往。一位身经百战的军长，满怀期待地走下火车，以为自己要开启新的征程。谁知，迎接他的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冰冷的逮捕令。这位军长名叫刘万春，36军的掌舵人，他的命运为何在这一刻急转直下？是忠诚的错位，还是历史的无情？
刘万春，1900年出生于河北交河，回族人，早年投身军旅，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他军事才能出众，治军严谨，很快就崭露头角。1927年，蒋介石视察部队时，他全神贯注指挥操练，连蒋的到来都没打断，赢得了蒋的赏识。从此，他仕途一路顺风顺水。1931年，他被派往山西，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上校高参，替蒋介石监督地方事务。1933年，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当上少将科长，深得蒋介石和陈诚信任。1939年，他调任绥远第2游击区少将司令，多次与日军交锋，作战表现顽强。
到了1949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北平和平起义让绥远军政圈震动。刘万春当时指挥第111军，驻守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作为傅作义的部下，他面临艰难抉择。傅作义选择起义，他却内心矛盾重重，对蒋介石的忠诚根深蒂固。但大势已去，1949年9月，他在包头签署《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率部投向解放军，第111军改编为36军，他继续当军长。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归心。他暗中与所谓的“台湾当局”保持联系，对新政权心存疑虑。1950年7月，他派辎重营营长李玉浩秘密前往台湾，汇报绥远情况，索要资金支持，还带回了140万元、密码本和信件。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局势骤然紧张。国民党趁机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谣言，绥远起义部队内部开始动荡。短短几个月，50多起叛乱接连发生，涉及3000多人。其中，鄂友三手下的骑兵第2团直接反水，团长毕宝熙带队杀了14名我军干部，包括政委彭志超。这些乱子让中央意识到，起义部队里还有不少隐患。刘万春的秘密勾连也早就被盯上了。
1950年11月初，刘万春接到通知，前往北京。他收拾好行装，带着简单行李，从包头搭火车出发。11月11日，火车抵达北京站，他刚下车，就被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围住，当场宣布逮捕。随身物品被没收，人被押上军用吉普车，迅速带离现场。这次行动干净利落，站台上的人群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消失在视线中。
同一时间，华北军区还抓了鄂友三、张朴等起义将领，目的就是清除不稳定因素。刘万春的问题在于，他一边当着解放军军长，一边跟所谓的“台湾特务”眉来眼去，还默许部队内部的叛乱苗头。朝鲜战争打得正激烈，中央对起义部队的忠诚度要求空前严格，他的行为无疑是撞上了枪口。相比之下，鄂友三和张朴罪行更重，直接被判处死刑，而刘万春的结局还算宽大，被判长期监禁。
1957年，他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73年又移到北京秦城监狱。熬到1975年，他获特赦，定居北京，还在1977年当上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晚年，他写下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回顾自己这一路的起伏，感慨新中国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1993年，他因病去世，活了92岁。
回过头看，刘万春的被捕并不意外。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内部隐患必须尽快铲除。他起义归顺，却不肯彻底放下旧观念，还跟所谓的“台湾当局”暗通款曲，这种两面派做法，在那个年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央的政策也很清楚，对愿意真心归顺的宽大处理，但对阳奉阴违、威胁稳定的绝不手软。刘万春能活到最后，还能安度晚年，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新中国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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