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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中旬，全球大豆市场再次因中国而波动。

外媒援引贸易商消息称，巴西大豆的高溢价令中国买家暂缓采购。

截至目前，中国尚未完成12月和1月船期的大豆采购计划，缺口在800万至900万吨之间。

由于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中国买家几乎没有订购美国新豆；而南美报价过高，巴西港口大豆已较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11月合约高出每蒲2.8至2.9美元，远高于美国大豆的1.7美元。

这意味着，如果继续从巴西采购，中国进口大豆的成本将显著上升。

业内人士预计，中国可能动用国家储备以平抑短期供应缺口，同时等待明年初巴西新豆上市后，巴西豆商会降低大豆出口价格。

这一事件折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高度全球化、价格由期货市场主导的大豆贸易体系中，中国虽是最大买家，却并非价格的决定者。

在这个被政治摩擦、运输风险与气候周期交织的市场里，中国的大豆战略，必须更加灵活。

中国一年要“吃掉”多少大豆？

根据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的数据，中国每年大豆消费量约1.1亿吨，其中85%以上用于压榨，生产食用油与豆粕饲料，直接食用部分仅占不到15%，约1400万吨。

目前国内大豆年产量约2000万吨，基本能够满足豆制品、豆浆、豆腐等食用需求，但远不能覆盖饲用与油用需求。

因此，中国每年需进口约9000万吨大豆，占总消费量的80%以上。

这种结构性依赖是长期形成的结果。

过去30年，中国养殖业和食用油工业快速扩张，对蛋白饲料和植物油脂的需求持续增长；而耕地面积有限、口粮生产优先，使得大豆种植面积难以显著扩大。

“在水稻、玉米、小麦的口粮刚性保障下，大豆扩种空间极为有限。”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天富指出，“进口成为结构性选择，而非政策偏好。”

世界大豆的版图：生产集中、贸易高度依赖

全球大豆生产主要集中在巴西、美国、阿根廷和中国四国，合计产量占全球总量的85%以上。

其中巴西和美国是主要出口国，两国产量占比约70%。阿根廷虽然产量略低，但凭借成熟的压榨产业链，是全球最大的豆粕和豆油出口国。

中国的角色与三者形成鲜明对比——几乎完全处于消费与进口端。

巴西和美国大豆主要用于国内压榨，提供饲料蛋白和植物油；国产大豆则以非转基因、高蛋白特性为主，多用于食用加工。

这种分工结构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大豆市场的“终端需求锚”，其采购节奏直接决定国际价格的短期波动。

大豆的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

在国际贸易中，大豆价格早已与期货市场深度绑定。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豆贸易从“一口价”模式转向“基差定价”体系。

交易双方通常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近月合约价格为基准，加上升贴水（CNF）形成最终价格： 大豆进口价 = 芝加哥期货价 + CNF升贴水（FOB升贴水 + 运费）

所谓基差，是现货与期货之间的价差。

当期货高于现货时为“期货升水”，反之为“现货升水”。

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透明与流动性，但也意味着价格发现权集中在少数跨国粮商与交易所手中。

中国虽然是最大买家，却长期被迫“以美为锚”——无论买不买美国大豆，芝加哥的行情都决定了价格区间。

当前，芝加哥期货市场大豆价格约为每蒲式耳1.7美元。

在这一基准下，巴西大豆的出口价确实可以用“暴涨”来形容，这也导致中国进口大豆的成本飙升。

中国暂停采购美豆，短期内看似策略性操作，但从价格传导看，其实削弱了自身在定价体系中的杠杆作用。

贸易政治的连锁反应

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持续推动进口多元化。

2008年，巴西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供应国；到202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占比降至20%，而从巴西进口的占比高达80%。

2025年1—9月，中国占巴西大豆出口总量的79.9%，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多元化的确提升了供应安全，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当一个主要产区价格过高、另一个产区因政治风险受限时，市场缺乏中间平衡点。

目前，中国油厂的压榨利润已连续数月为负，采购积极性下降；若南美价格不回落，可能出现阶段性供应紧张。

业内人士判断，巴西新季大豆将在明年1月底开始装运，预计产量1.7764亿吨，同比增长600万吨。

这将是中国补库与成本下行的关键窗口。

同时，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仍在加剧。

特朗普近日在公开场合指责中国“故意避免采购美国大豆”，称这对美国农民构成“经济敌对行为”。

他甚至威胁要限制进口中国废食用油，以施压恢复美豆采购。

不过，有分析认为，如果本月底中美元首在韩国会晤并达成阶段性协议，中国可能重新考虑短期内从美国采购部分大豆，以平抑国内榨油行业的成本压力。

无论结果如何，这一轮波动再度证明：在全球大豆贸易中，中国既是最大买家，也是价格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

进口格局不会变，但策略要更灵活

中长期来看，中国“以进口为主”的大豆格局无法根本改变。

2018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约1.27亿亩，农业农村部提出增加500万亩目标，但即便翻倍，也远不足以支撑1亿吨以上的总需求。

要想完全自给，大豆种植面积至少需达到7—8亿亩，这在资源和经济上都不现实。

因此，突破口不在“多种”，而在“巧种”“会买”。

近年来，中国在三个方向上寻找灵活性：

贸易来源多元化。

扩大南美、黑海、非洲等地的进口渠道，形成“多极供应网”，降低单一风险。

储备调节机制。

通过国家储备的抛储与补库平抑价格波动，在市场极端时提供缓冲。

科技与效率提升。

政策层面强调“推进现代种业升级、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升单位产量与蛋白含量，强化国产豆在非转基因、高端消费领域的竞争力。

这些措施的核心不是自给，而是增强系统的韧性和可调度性。

面对高波动的国际市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快速切换产地、价格与合同结构的灵活体系。

不确定时代的确定策略

中国的大豆战略已不只是农业问题，而是能源、贸易乃至外交体系的一部分。

在无法彻底摆脱进口依赖的前提下，灵活应对才是确定的策略。

所谓灵活，不仅是“向巴西买还是向美国买”的战术选择，更是对储备制度、定价话语权与供应链稳定的系统性设计。

巴西豆贵，美国豆有风险，阿根廷豆加工能力有限——在这复杂格局中，中国必须同时扮演买家、调节者和谈判者。

只有在这种多维博弈中保持操作空间，才能在未来的粮油市场中稳住主动权，也让“以进口为主”的结构更加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