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底,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不能自行行走,连手都止不住地发抖。可没谁能料到,他偏在这时候硬要撑起外交场合,亲自会见一批美国来客。医生一再劝,毛泽东也只摆摆手,然后继续端坐椅子,听翻译把美方的话一字一句地转过来。他还是那个毛泽东,说话反倒更俏皮,人们甚至分不清他此刻的笑是因为机智,还是对命运的无声反击。连美国人都稀奇,这老人到底怎么还能清醒?这并非空穴来风,至少现场的中美翻译,还有基辛格本人,都曾在后来回忆都觉得惊讶。
1972年,尼克松的访华彻底搅动了世界格局,这场本该被写进各自历史教科书的握手,偏又因为水门事件而变了味。那年6月,五个人夜里溜进水门大厦安装偷听器,结果阴差阳错就暴露了,查出来一个是尼克松选举团队的人。证据像一串珠子,越来越密,大陪审团也得了结论。尼克松成了替罪羊,说了多少次“我没参与”,可美国上下根本没人信。弹劾、媒体声讨、支持者脱队,一切都来得太快。
他撑到最后,也只能自己辞职。那一年他才六十来岁,说不上老,但灰心气得像极了个被丢下的中年人。回到加州疗伤的时候,突然收到周恩来发来的访华邀约。说实话,很多人压根看不起这个落魄前总统,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例外。毛亲自打去电话,耐心劝慰,还说了几句“你是伟大的政治家”。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尼克松的评价前后其实并不统一。一面不遗余力安慰朋友,一方面心里或许也有自己的计算。美方的善意让尼克松感觉到温暖,他似乎愿意再次撬动一把历史。可人终归是人,他正住院不能成行。美中之间关系就那么悬着,谁都不甘落空。
新总统福特上台,对华态度忽冷忽热。基辛格还是中间人,老练得让所有人都提防。毛泽东其实极想和尼克松见面,却也清楚时局不允许。到了1975年,毛泽东直接邀请尼克松,催得很急。尼克松还没好透,基辛格就出面劝他先别去,说新美国政府刚起步,不该让前总统冲在前头,否则显得尴尬。基辛格承诺只等一小段时间。尼克松选择相信他,事情又缓了下来。
就这样,福特的访华发生了。1975年12月1日,他只待短短四天。毛泽东会见了福特和基辛格。全世界都好奇中国老人的状况。基辛格一开场就问候毛主席身体。毛泽东盯着他,先指脑袋又拍拍腿,说脑子好腿不好,肺有点毛病。最后居然自嘲“我快去见上帝了”,逗得在场的人都松了口气。真到说正事时,毛主席有时故意拉开气氛,露出若无其事的笑容,仿佛重病的身体根本不妨碍他的机锋。
福特这趟行程本就有点被动。中国虽然摆出欢迎的架势,实际上对福特冷淡得很。毛泽东懒得遮掩,心里更在意那位曾经来过的、如今成了政治弃子的老朋友。既然尼克松不能来,中国就找上了他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说来也挺有意思,戴维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外孙,算起来这亲上加亲,好像宿命都在朝更复杂的方向推进。
1975年12月底,朱莉和戴维到北京,是跨年时节。他们听说能见到毛主席,一路都挺激动。见面那天,朱莉记得特别清楚,毛主席面色发黄,但皮肤像蜡似的半透明,脸几乎没什么皱纹,那身灰色中山装让整个人显得极其瘦削。说话慢吞吞,还夹杂着低沉的喉音。莫名地,这一幕比照片更让人动容。她说她丈夫盯着主席的脸,一动不动,毛泽东突然问他:“你看什么?”戴维憨憨地说:“主席的脸很好看。”毛泽东笑场了,说:“咱们中国人的鼻子塌,演戏最好。老外鼻子太高,真的演不了咱们中国人的戏。”
氛围一下温暖起来。毛泽东很快问起尼克松身体情况,还要朱莉马上写信回去,说他很想念尼克松。这事能登报。戴维有些犹豫,他说公公在美国的日子不顺,不少人恼着他,连诉讼都可能要开。毛泽东并不在意,把话说得更明:“我邀请尼克松再来中国!”转头又让朱莉在信里加一句:“我等着他回来。”他们带来的信上写着1975年12月23日,毛泽东念叨起来,又想起几年前和尼克松见面的场景。
朱莉低头一看沙发,毛泽东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你父亲当年坐的就是这张。”朱莉突然想换个座位,毛泽东点头同意,两个年轻人一交换,毛泽东乐得不停笑。这不是教科书上的伟人气场,倒更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爱看小辈调皮。原本50分钟的会谈,最后拖到一小时多。老头子兴致高涨,工作人员几次打手势提醒,他都没理。直到朱莉主动起身要走,毛泽东才说:“等你父亲来,我一定还见他。”临别时,还特意加了一句,让孩子们常回来,十年后中国会不一样。
那次来华,朱莉和戴维被安排的很周到。中国为他们办了新年宴会。宴席上邓小平说:“我们不把水门事件当回事。”黄镇也陪他们说话,说中国不会忘记老朋友。他们离开时得到的礼物,居然只是一个生日蛋糕。很多年后,这点细节反倒说明了些什么?没人给个答案。
毛泽东不止一次用幽默化解尴尬,尤其在健康每况愈下的岁月。他对布什也开过同样的玩笑,说自己是“展览品”,让对方哭笑不得。他谈自己身体,习惯用比喻,有时说脑子灵、腿不灵,明明是自嘲,反倒让人觉得轻松。
哪怕身体撑不住,工作也从不轻松。有个医生叫王鹤滨,经常劝毛主席多休息。毛泽东一笑置之,继续不分昼夜办公。王鹤滨只能跟着打转日夜陪着,想找出规律,好为他身体出点主意。结果没十天,自己扛不住了。毛泽东听说后很得意,说:“我的规模比你大啊。”他比划着腰杆,好像这就是自己能耗得起的本钱。其实未必。王鹤滨当年说总觉得毛主席身体比实际看的好多了,可是第二年他看到毛泽东离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长时间的谈话最能看出人的本色。无论和自己人、外国人还是战士,毛泽东用语向来生动。有次和徐向前聊天,一句“有了鸡何愁没蛋”成了口头禅。有人说这是哲理,有人觉得像劝慰,但其实只是毛泽东对现实的天然把控。不新,不奇,但用在那一刻,就是合适。
中国经历过那么多生死存亡的转折,只要骨干在,就没什么压不垮。道理讲多了其实大家都烦,毛泽东不总讲理性,有时还蛮强势的。碰到同样的事,他也会说得相反。比如有时鼓励人坚持,有时又觉得不如放弃。到底哪种才正确?谁知道,很多事一瞬间也难说得清。
晚年毛主席,其实并不总是那么清醒。他的身边人记得,有时他会说出前后不一致的话。前一天说痛苦坚持,第二天转眼又觉得自己还能撑得久。就在这样无常的节奏里,他还是和外国人谈笑、和老友争论。说得多了,有些话自己也忘了头尾。
其实呀,能说得上来的,都不是孤独。晚年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子?有说始终理智,有说反复无常。真实的人,就是这样彼此矛盾。强者有时也软弱,悲观中也许还藏着乐观。别人给毛主席冠以“乐观主义者”,但他本人也有动摇的时刻。
总觉得思想巨人不会怕寂寞,其实人都一样。毛泽东晚年能否完全看清世界,没人能断言。
反正许多变化里,只有一点始终不变。毛泽东就站在那里,无论健康与否,时代翻覆,他依旧留下了那个属于他自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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