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底，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不能自行行走，连手都止不住地发抖。可没谁能料到，他偏在这时候硬要撑起外交场合，亲自会见一批美国来客。医生一再劝，毛泽东也只摆摆手，然后继续端坐椅子，听翻译把美方的话一字一句地转过来。他还是那个毛泽东，说话反倒更俏皮，人们甚至分不清他此刻的笑是因为机智，还是对命运的无声反击。连美国人都稀奇，这老人到底怎么还能清醒？这并非空穴来风，至少现场的中美翻译，还有基辛格本人，都曾在后来回忆都觉得惊讶。

1972年，尼克松的访华彻底搅动了世界格局，这场本该被写进各自历史教科书的握手，偏又因为水门事件而变了味。那年6月，五个人夜里溜进水门大厦安装偷听器，结果阴差阳错就暴露了，查出来一个是尼克松选举团队的人。证据像一串珠子，越来越密，大陪审团也得了结论。尼克松成了替罪羊，说了多少次“我没参与”，可美国上下根本没人信。弹劾、媒体声讨、支持者脱队，一切都来得太快。

他撑到最后，也只能自己辞职。那一年他才六十来岁，说不上老，但灰心气得像极了个被丢下的中年人。回到加州疗伤的时候，突然收到周恩来发来的访华邀约。说实话，很多人压根看不起这个落魄前总统，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例外。毛亲自打去电话，耐心劝慰，还说了几句“你是伟大的政治家”。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尼克松的评价前后其实并不统一。一面不遗余力安慰朋友，一方面心里或许也有自己的计算。美方的善意让尼克松感觉到温暖，他似乎愿意再次撬动一把历史。可人终归是人，他正住院不能成行。美中之间关系就那么悬着，谁都不甘落空。

新总统福特上台，对华态度忽冷忽热。基辛格还是中间人，老练得让所有人都提防。毛泽东其实极想和尼克松见面，却也清楚时局不允许。到了1975年，毛泽东直接邀请尼克松，催得很急。尼克松还没好透，基辛格就出面劝他先别去，说新美国政府刚起步，不该让前总统冲在前头，否则显得尴尬。基辛格承诺只等一小段时间。尼克松选择相信他，事情又缓了下来。

就这样，福特的访华发生了。1975年12月1日，他只待短短四天。毛泽东会见了福特和基辛格。全世界都好奇中国老人的状况。基辛格一开场就问候毛主席身体。毛泽东盯着他，先指脑袋又拍拍腿，说脑子好腿不好，肺有点毛病。最后居然自嘲“我快去见上帝了”，逗得在场的人都松了口气。真到说正事时，毛主席有时故意拉开气氛，露出若无其事的笑容，仿佛重病的身体根本不妨碍他的机锋。

福特这趟行程本就有点被动。中国虽然摆出欢迎的架势，实际上对福特冷淡得很。毛泽东懒得遮掩，心里更在意那位曾经来过的、如今成了政治弃子的老朋友。既然尼克松不能来，中国就找上了他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说来也挺有意思，戴维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外孙，算起来这亲上加亲，好像宿命都在朝更复杂的方向推进。

1975年12月底，朱莉和戴维到北京，是跨年时节。他们听说能见到毛主席，一路都挺激动。见面那天，朱莉记得特别清楚，毛主席面色发黄，但皮肤像蜡似的半透明，脸几乎没什么皱纹，那身灰色中山装让整个人显得极其瘦削。说话慢吞吞，还夹杂着低沉的喉音。莫名地，这一幕比照片更让人动容。她说她丈夫盯着主席的脸，一动不动，毛泽东突然问他：“你看什么？”戴维憨憨地说：“主席的脸很好看。”毛泽东笑场了，说：“咱们中国人的鼻子塌，演戏最好。老外鼻子太高，真的演不了咱们中国人的戏。”

氛围一下温暖起来。毛泽东很快问起尼克松身体情况，还要朱莉马上写信回去，说他很想念尼克松。这事能登报。戴维有些犹豫，他说公公在美国的日子不顺，不少人恼着他，连诉讼都可能要开。毛泽东并不在意，把话说得更明：“我邀请尼克松再来中国！”转头又让朱莉在信里加一句：“我等着他回来。”他们带来的信上写着1975年12月23日，毛泽东念叨起来，又想起几年前和尼克松见面的场景。

朱莉低头一看沙发，毛泽东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你父亲当年坐的就是这张。”朱莉突然想换个座位，毛泽东点头同意，两个年轻人一交换，毛泽东乐得不停笑。这不是教科书上的伟人气场，倒更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爱看小辈调皮。原本50分钟的会谈，最后拖到一小时多。老头子兴致高涨，工作人员几次打手势提醒，他都没理。直到朱莉主动起身要走，毛泽东才说：“等你父亲来，我一定还见他。”临别时，还特意加了一句，让孩子们常回来，十年后中国会不一样。

那次来华，朱莉和戴维被安排的很周到。中国为他们办了新年宴会。宴席上邓小平说：“我们不把水门事件当回事。”黄镇也陪他们说话，说中国不会忘记老朋友。他们离开时得到的礼物，居然只是一个生日蛋糕。很多年后，这点细节反倒说明了些什么？没人给个答案。

毛泽东不止一次用幽默化解尴尬，尤其在健康每况愈下的岁月。他对布什也开过同样的玩笑，说自己是“展览品”，让对方哭笑不得。他谈自己身体，习惯用比喻，有时说脑子灵、腿不灵，明明是自嘲，反倒让人觉得轻松。

哪怕身体撑不住，工作也从不轻松。有个医生叫王鹤滨，经常劝毛主席多休息。毛泽东一笑置之，继续不分昼夜办公。王鹤滨只能跟着打转日夜陪着，想找出规律，好为他身体出点主意。结果没十天，自己扛不住了。毛泽东听说后很得意，说：“我的规模比你大啊。”他比划着腰杆，好像这就是自己能耗得起的本钱。其实未必。王鹤滨当年说总觉得毛主席身体比实际看的好多了，可是第二年他看到毛泽东离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长时间的谈话最能看出人的本色。无论和自己人、外国人还是战士，毛泽东用语向来生动。有次和徐向前聊天，一句“有了鸡何愁没蛋”成了口头禅。有人说这是哲理，有人觉得像劝慰，但其实只是毛泽东对现实的天然把控。不新，不奇，但用在那一刻，就是合适。

中国经历过那么多生死存亡的转折，只要骨干在，就没什么压不垮。道理讲多了其实大家都烦，毛泽东不总讲理性，有时还蛮强势的。碰到同样的事，他也会说得相反。比如有时鼓励人坚持，有时又觉得不如放弃。到底哪种才正确？谁知道，很多事一瞬间也难说得清。

晚年毛主席，其实并不总是那么清醒。他的身边人记得，有时他会说出前后不一致的话。前一天说痛苦坚持，第二天转眼又觉得自己还能撑得久。就在这样无常的节奏里，他还是和外国人谈笑、和老友争论。说得多了，有些话自己也忘了头尾。

其实呀，能说得上来的，都不是孤独。晚年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子？有说始终理智，有说反复无常。真实的人，就是这样彼此矛盾。强者有时也软弱，悲观中也许还藏着乐观。别人给毛主席冠以“乐观主义者”，但他本人也有动摇的时刻。

总觉得思想巨人不会怕寂寞，其实人都一样。毛泽东晚年能否完全看清世界，没人能断言。

反正许多变化里，只有一点始终不变。毛泽东就站在那里，无论健康与否，时代翻覆，他依旧留下了那个属于他自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