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默茨政府今年五月上台后，德国的外交活动基本围绕俄乌冲突，亚洲似乎一直未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就在最近一系列欧美峰会的喧嚣声中，外长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却于一周前悄然踏上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日本和印尼。

德国外交部官网将这两个国家称为柏林在亚洲的“关键伙伴”（Schlüsselpartnern），此行的目的被概括为“经济与安全政策”。但瓦德富尔之所以把日本选为首访地，应该与他对大和文化“情有独钟”有关：他自称是日本的“多年挚友”，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放着精美的日本折扇，三个女儿从中学开始就学习日语，还参加过与神户学校的交流项目。

东京外务省工作人员身着和服准备迎接德国外长瓦德福尔的到访 图片来源：Sören Stache/德新社

外交部长的私人爱好可能会有助于开展工作，但理性和成熟的双边关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 这是外交常识。可是，在东亚各国关系正趋缓和的大背景下，瓦德富尔在访问日本和印尼时却不厌其烦地宣扬“中国威胁论”，使德国这个理性国度的外交显得既短视过时，又无章法可言。

德国外长的涉中言论让人大跌眼镜

那么，瓦德富尔这次在亚洲具体说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他在以下场合作出了这些表示：

1）启程前，他在一份声明中称：

“中国和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非法侵略战争……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和南海日益具有侵略性的行为也对我们欧洲产生了影响……在经济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正以不公平和扭曲市场的贸易行为挑战我们的经济。”

众所周知，中国一不是俄乌战争的涉事方，二没以“拱火加油”的方式介入这场其他区域的冲突，而是一直在尽力居中调停和劝和。只因中方没有如欧美所愿去谴责和制裁一方，就被说成是“支持非法侵略”。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面对“以军在加沙地带造成的死伤主要为平民”（联合国信息）这一事实，德国政府依然反复重申站在以色列这边，难道是在表明自己是杀戮的帮凶？

其实，每个国家对国际事务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行事方式：德国之所以对以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容忍，因为它背负着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包袱；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中国坚决支持国家领土完整，因为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同时也明晰导致这场战争的历史原因。

德国的经济如今遇到很大的挑战，这是事实。但这个挑战更多来自其自身的结构性“软肋”。总理默茨日前自己都承认：“我们不仅正处于经济疲软时期，更正处于经济结构性危机之中。”

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和中国的巨大市场，这不是中方的责任，而是德国的自主选择。德方应该反思的是，当年决定打开中国市场是为了公平合理的贸易，还是“以贸促变”的政治目的？抑或是对重要资源的捞取和廉价劳动力的剥削？

德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确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也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中德应该继续相互成就，而不是在自己挣得钵满盆满时暗自窃喜，向第三世界外移破坏环境的产业时保持缄默，而当发现别国正在赶超自己时，就把经济疲软的责任推给对方。

瓦德富尔拜会岩屋毅

2）瓦德富尔在东京与日本外相岩屋毅会晤时表示：

“中国一再或明或暗地威胁，要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将边界向自己有利的方向推进……在全球贸易的敏感节点发生任何冲突，都将对“全球安全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如果没有中国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支持，对乌的侵略战争就不可能发生。”

这里他暗示的“边界”和“敏感节点”主要指台海和南海。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有与北京建交的国家都认同这点。联邦德国197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也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外长，瓦德富尔按理说不应忘记当年中国对两德统一所持的理解和支持态度。台海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涉及“国际法“，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将边界向自己有利的方向推进”。

再说，德国以及西方如今对台海的关注，其实并非因为“边界问题”或“民主自由”，而是关乎其自身利益的所谓“经济安全”。当西方尚不担心“芯片”供应链时，它几乎从未真正关注过台海问题；现在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安全”，来规定中国该如何解决台海这个涉及领土完整的内政问题，这没有道理。

“海上自由航行受到威胁”也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中国自己就是一个贸易大国，不可能不知道维护自由航行的重要性。如果德国担心未来会生变，那中国是否也应该有理由质疑西方对诸如马六甲海峡这些主要航道的威胁呢？

把俄乌战争的爆发和延续归咎于中国，更是无稽之谈。

众所周知，这场战争的爆发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约和欧盟以中东欧国家有“自由结盟权”为由，利用这些国家渴望致富的心态大肆东扩，却罔顾俄罗斯合理的安全利益。

西方断然否认这一因果关系，单纯以“谁打了第一枪”来界定是非曲折。这种态度无益于从根本上铲除这场危机的根源，也很难确保给乌克兰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能带来长治久安。

由此可见，在西方叙事中，因与果似乎只服务于“选择性记忆”：只谴责一方“入侵”，却拒绝承认之前埋下的因。如此，人类又怎能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有人指责中国“亲俄疏乌” ，其实，中国一直力争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即政治磋商，外交沟通，贸易往来，因为这样的国家越多，问题的解决才更有希望；拱火加油的国家越多，战争的结束会更加无望。

再说，俄乌两国与北京的亲疏，并不取决于中方，而是由这两国的对华态度决定的。泽连斯基日前拒绝中方参与提供“安全保障”，就已说明乌方对国际社会的要求，与“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总统的立场如出一辙：不支持我，即是反对我。

至于欧洲的沮丧和迁怒，更多是因为它押注的一方基本上已无胜算。这意味着它之前的投入和对矿产的觊觎大概率会泡汤。不仅如此，由于它一而再三对乌打包票，宣称将支持到底，所以，只要这场战争不结束，它会长期背上这个“包袱”。

3）瓦德富尔访日第一天在日本“笹川和平财团”（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发表演说中，除老调重弹之前的那些观点外，还声称：

“早在15年前，日本就经历过某个贸易伙伴几乎垄断性地将关键原材料出口作为工具的情况……作为世界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我们需要可靠的贸易关系，并在国际上共同维护开放的市场。我们这样做，并非为了占别人便宜，更不是为了以他人之损换取自身利益…… ”

他这里所说的“某个贸易伙伴”和“关键原材料”是指中国和稀土。背景情况是2010年中国渔民在钓鱼岛海域捕鱼遭到日方干扰和拘押，中日关系一度恶化。为了抗议日本的行为，中方采取的措施中包括中断高级人员互访、对日货实施更严密的检查、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等。

如果后者被瓦德富尔称为“将关键原材料出口作为工具”，那西方盟国配合美国，单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垄断地位而抵制华为，对中国实施“芯片”以及“高科技”封锁和禁运又算是什么呢？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中国绝对不是动辄就禁运、制裁和提高关税的国家。

关于瓦德富尔提及的贸易部分，笔者只需举一个例子即可辨其真伪：

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德国突然面临如何解决供暖的问题。德国政府是如何做的呢？

2022年5月，穆勒在德国电视二台谈及天然气短缺情况时感叹：“这很残酷”

据负责全国电力、煤气、通讯、邮政和铁路的“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负责人穆勒（Klaus Müller）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亲口透露，德方曾用“截和”的手段，花高价让已驶往亚洲的天然气巨轮中途掉头，以满足德国国内的需求。

笔者清晰地记得当时主持人听后睁大眼睛的表情和追问：“这是真的？那些订了货的亚洲国家怎么办？”穆勒的反应是耸了耸肩，意思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德国人过去几十年的富裕生活主要基于“俄罗斯的能源，中国的市场和美国的安全保障”。如果瓦德富尔问特朗普是否也认为德国“没占别人便宜，没以他人之损换取自身利益”，体内流着日耳曼血液的特朗普一定会如此回答：啊呸，德国人最坏！

4）到访印尼后，瓦德富尔重复在日本的论调。他在印尼一家智库发表外交政策主题演讲后的圆桌讨论中，表示柏林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但德方一再发现，“中国正寻求与欧洲国家，尤其是与德国的制度性对抗”。说到此处，他还用英语补上一句：“这可不是德国的选择，而是中国的决定”。

这位德国外长或许忘记了，所谓“制度性对抗”并非中国的发明，更不是中国寻求的目标，而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针对中国定义的“三重政策”的一部分。德国的对华政策也照搬了这个所谓的“欧盟对华新政”。

其实，只要一个成功的模式独立于西方体系崛起并存续，都会被视为对欧美制度的挑战和威胁——这是由西方的霸权基因所决定的。中国的成功在于改革开放，并在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先进因素过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与德国的“以贸促变”政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不仅不致力于制度输出，而且始终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任何成功都不能被简单复制，必须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西方现在遇到的挑战，恰恰是源于自己的固步自封和制度优越感。

剖析“边界不能通过武力来改变”的论点

位于东京湾入口处的横须贺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总部和美军第七舰队基地。172年前（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Matthew Perry）率“黑船舰队”来到此地；第二年再次来访时，逼迫幕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美和亲条约》。

瓦德富尔访日第二天被安排前来参观。

当德国外长的车队驶入基地大门时，可见海湾一侧停泊着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潜艇，而海湾另一侧则是美国海军在亚洲最大的基地。这让瓦德富尔开了眼界，因为如此大量的海上军备聚集，世界上其他地方恐怕难以见到。

在过去几个月里，欧洲的军舰也曾来访，其中包括来亚洲“捍卫海上航行自由”的德国护卫舰“巴伐利亚号”。这次停留在港内的则是另一个“巨物”：英国航母“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

作为对华“第一岛链”的核心，横须贺既是当年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炮舰政策）的缩影，又是美国靠武力和胁迫实现边界扩张的写照。

德国外长在横须贺海军基地接受采访图片：德媒

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德国外长再次指责中国和朝鲜在印太地区以“咄咄逼人的行动”威胁国际稳定，并强调：“不论是在欧洲、在印太，还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边界不能通过武力来改变”。

德国强调这点固然有其历史原因，具体说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冷战的教训以及“新东方政策”和处理两德统一的《2+4协议》。围绕德波边界 “奥德-尼斯线”（Oder-Neiße-Linie）的历史演变，让德国人切身体会过“武力改变边界“的苦涩。

“边界不能通过武力来改变”的原则本身没毛病。它是1945年后推行的“现代国际法”的核心内涵，更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第二章第四条中：“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可以这么说，该原则实际上结束了之前“武力是政治的延续”以及“通过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普遍现象和通用法则。因此，德国外长强调这点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正如起初具有正面意义的“政治正确”后来被滥用、误用和邪用一样，“不得以武力改变边界”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也已沦为“道德双标”和“混淆视听”的工具，因而更具“欺骗性”。

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国际法的理念常常遭到国家霸权和利益集团的破坏和漠视 —— 这也是二战后世界依然不太平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果瓦德富尔真的珍视上述国际法原则，那么就不应先把手指对着别人，而应反思以下两个历史事件中西方（包括德国政府）的作为：

1）1998/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人道干预”为理由，武力介入前南斯拉夫联盟的内部纷争，导致科索沃事实脱离南联盟，从而改变了边界。据人权观察估计，至少有488名平民死于北约空袭。

2）以色列在1948年立国以来进行的多次战争中，通过军事行动、建立居民点、驱赶和封锁等手段，实际占领了不少巴勒斯坦和其他邻国的土地（包括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大幅改变了1947年联合国划定的边界。德国历届政府虽然支持“两国解决”方案，反对以色列扩建定居点，但并未公开谴责其武力变更边界的行为，更未改变被称之为“国家理性”的对以政策。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譬如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等，西方国家和北约即便有联合国授权，也经常突破授权范围私自行动。如果拿不到安理会授权，它们会以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人道危机、践踏人权等）来进行干预。

在这些国际冲突中，德国除伊拉克战争之外，基本上站在西方阵营这边，履行作为“盟友”的义务。

面对北约东扩，叶利钦拿着齿锯“严正以待”还是“一筹莫展”？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边界”不仅具有地理属性，更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稀释或模糊这个“象征”的做法很多，除“通过武力”之外，还有其他手段，譬如扩大集团利益和势力范围。

再以欧盟和北约东扩为例：虽然那些中东欧国家是自愿入盟的，但通过几轮扩张，这两个西方联盟的外部边界实际上大幅向东延伸，枪炮几乎顶到了邻国的家门口，结果导致地缘政治的极度不稳定和武力冲突的爆发。

由此也暴露出国际法的另一个漏洞或不合理之处：它虽然反对通过武力改变边界，却不明确反对使用其他手段（如威胁利诱、增加关税、封锁制裁等）逼对手就范，以达到强行收购土地和改变边界的目的。特朗普公开觊觎格陵兰岛、加拿大、巴拿马等国均属此列。

这也就能解释西方为何热衷于在他国实施“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因为这样更容易影响、渗透、干预他国内政，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扩大势力范围，改变力量版图。

难怪德国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开学的头一堂课上说的头一句话便是：“对于强权而言，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自选超市’，国际协议根本上是约束弱国和小国的”。譬如，非法入侵伊拉克的美英两国，至今都未受到法律制裁，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结语

说实话，笔者并不奇怪德国外长会在各种场合发表不友好的言论，因为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呈现“不可逆”的走向。

这次让人惊讶的是瓦德富尔攻击性言论的“密集性”和“主动性”，似乎他此番亚洲之行不是为德国持续疲软的经济寻找新的机遇和市场，而是专门去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发泄对中国的不满和怨愤。更令人不解的是，他这次的言论烈度前所未有，指摘毫无理性，怨气甚至远超东道主。

当然，政客在国外发表的言论一小半是说给东道主听的，大部分则是说给国内选民听的，但如此把对普京用武力改变边界的“愤怒”和“绝望”套用到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海）和与邻国的关系上，或许还有其他深层的原因。

有报道称，默茨打算今年之内访问中国。如果消息属实，瓦德富尔这次的对华言论显然无助于在两国间营造和谐互信的氛围。

难道，他这次表态前又没和老板商量？

外长瓦德富尔和总理默茨在联邦议会上亲密交谈

上届“交通灯“政府的最大软肋之一，就是外交部和总理府分属两党，绿党籍贝尔波克主掌的外交部与社民党籍总理朔尔茨之间常常意见相背，沟通不畅。鉴于这个“前车之鉴”，默茨上台后一反以往的做法，把外交部掌握在自己和本党手中，派瓦德富尔这位亲信去坐镇。

本以为，这能恢复总理主导外交，政令贯彻顺畅的局面，并最终告别上届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主旋律”，转而施行有利于德国经济发展和缓和国际局势的“和平务实”外交。但瓦德富尔上任才三个月，即已成为本届政府内最具争议的部长。

有以下三个例子为证：

1.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无节制的军事行动造成人道灾难后，总理默茨立即从国际法角度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而瓦德富尔在访问以色列时虽然也敦促以方确保加沙地带的物资供应，却并不认为以政府违反国际法。这一立场与默茨明显相悖。

2.在今年五月中旬举行的安塔利亚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上，他自行宣布德国同意把未来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用于国防开支，并明确提及这是应美方的要求。他的发言令国内舆论哗然，因为这个百分比远高于联合政府协议中达成的一致，给默茨造成了不小的被动。

3.在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这个问题上，瓦德富尔也多次发表与默茨相左的言论。当默茨用“替西方干脏活儿”这样的表述为以色列进攻伊朗进行辩护时，瓦德富尔却对以美两国的联合打击行动表示“遗憾”。

难怪有媒体称其为“在错误的时间说错误的话的大师”（Meister des falschen Worts zur falschen Zeit）。

真可谓：走了个“好为人师”的贝尔伯克，来了个“莫名其妙”的瓦德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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