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还没彻底散开，东北广阔的土地上，却有12万日本女人像掉队的纸船在秋风里打转。没人告诉她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带枪的男人们崩溃得比寒流还快，全都跑光了。只剩下这些女人，有的曾是关东军妻子，有的是商人家眷，还有为日军服务的慰安妇。这里的冬天来得早，每一个凌晨，她们会不会想，那些跑掉的丈夫，为啥就没回来？

她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整个战败国遗忘了。无论身份如何，一夜之间从“帝国人民”变成了流民或者说，废墟上的困兽。一个个惊魂未定，蹲在破屋檐下发呆。没有人管的街角，哭声会被风吹跑。走在老百姓当中，她们低着头，不敢多看谁一眼。怪不得，有人说“没见过这么无助的面孔”。

没粮，没有钱，什么都不懂。她们甚至连最基本的中文也不会，买馒头时只会比手画脚，有的好心人会给点吃的，但更多的是冷眼。食物紧缺不只是日本女人的问题，中国老百姓自身也难过冬啊！有时候，一颗馒头背后是人性和恨意的较量。

身份成了莫大的麻烦。她们的日本身份证一夜之间等同于废纸，警察不认，人事不收。街头巷尾流窜的流言对她们很不友好，很多国人恨她们，觉得她们跟侵略者一伙，谁管你是不是自愿来的？

她们穿的也怪。有人还裹着那种单薄的和服，面对零下二十度的北风，这玩意儿毫无用处，有的只能裹着别人的旧衣服。形象狼狈也罢，这是小事。有的老太太甚至穿着男孩的小短打。谁还在意这些？但见多了，这些人的遭遇也不由让旁观的老百姓心里面有点不是滋味。

更恐怖的谣言一直在街头巷尾发酵。说是苏联兵要来抓走所有日本人，送到西伯利亚去，说是中国百姓要全数报复，有的夜里就见有人上吊。大雪压着破屋子，铁门边总有几个女人不敢睡，满眼都是提防。孩子们冷得直打哆嗦。谁不怕呢？

消息晦涩，环境陌生，久而久之，有人选择了自杀。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死心塌地。也有人想“管它有没有明天，活下去再说”，咬牙挺着，想尽法子找温饱。此刻活着，已然不易。

中国政府那时候其实比很多人想得都要快就注意上了这事。12万人实在不少，万一闹大了，本地社会的承载力也撑不住。要说处理得好不好，这种事国际社会也盯着。中国能不能展现出理智和大度，就看这回了。有人一听说政府没让他们一锅端了，竟然松了一口气。

相关部门在很多大城市设了收容所。这收容所也说不上多好，顶多给个遮风挡雨，有点吃的。不必谈人性光辉，有些干部只是觉得这12万人一旦跑散了反而更难收拾。有的女人看到中国干部说的话——“恨的是军国主义，不是你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一时忍不住哭出声来。

等待的日子里，她们试着学点中文，模仿做饭，谁家习惯什么，就跟着学。会学的咕噜咕噜地开口，就是说不清楚，偶尔还被人笑。有的姑娘一学就会，有的到最后半句也听不明白。

葫芦岛，成了众人盼望的出口。每次轮船启航，都有女人哭红眼睛送着别人离开。轮不到自己就干着急，船笛长鸣，港口总有不甘的眼神。

但不是所有女人都渴望回到那个已经满目疮痍的故乡。有些家早炸没了，有的亲人说不定早就成了尸骨。山田美子就挺犹豫，她觉得死守着一堆孤儿反而有了归属。回日本，也还是孤家寡人。她说，不如留着吧，这里起码没人赶我走。

有的人命运绕得更复杂。佐藤惠子在收容所里就跟中国厨师老李搭上了伴，老李的妻子没了，生活重心全在两个孩子身上。大人之间语言不通，小孩简单叫一声“阿姨”，寒冬里也能算半个家。

等轮到惠子回国时，她突然打住了。走了，两个孩子怎么办？不走，跟着老李有啥前途？但人生很多选择，是不得已也是甘愿。她嘴上说“再等等再等等”，其实自己也拿不定。

东北农村有些单身农民不错过这种机会，有日本女人愿意嫁，邻里最开始背后议论，久了也见怪不怪。日子照样过，孩子慢慢长大，街坊邻居有时候都忘了她们的来历。

有人说这些日本女人可能是间谍，没人信她们真心想留下。两地的风俗难交融，哪怕娶了她们的男人，都时常皱眉头疑神疑鬼。可这些传言多了，也就没人理会了。

最难受的是那些曾被作慰安妇的女人，在日本，回去没人要，在中国，身世不能见光。政府按说给安排了心理咨询啥的，但能不能走出来，谁知道呢？有人一辈子都不敢谈当年，有人夜里喊梦话，她自己都觉得丢人。旁人听了怪难受，有的事情吧，说出来和不说出来，其实没本质区别。

中国老百姓心态其实变得很快。最初见到日本女人都凶巴巴，一旦看见她们有难处，慢慢就软了。毕竟女人和孩子多，挨饿受冻谁不心酸？有好心人偷偷塞点吃的，虽然小心翼翼，却是真情。

遣返开始后，很多人天天在收容所门口等名单。田中花子不由自主回头再看一眼东北大地。她其实明白，真正的苦不是留在中国，而是回到日本发现所有支撑都没了。丈夫没了，家也被炸了，亲戚见她都绕着走。她也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是不是还不如留在中国顺其自然？但没人替她做决定。

而山田美子，最后在中国安了新家。她认下的孩子都叫她娘，她会用东北话骂人，街坊看见她都笑“山田大娘又唱歌了”。就这样，她真就再没走。

佐藤惠子跟老李结婚，那场婚礼简简单单，几个老人坐炕头打趣。惠子穿了蓝色棉袄，有点笑不出来。老李皱着眉敲糖糕，小孩在院子里疯跑。温馨的气氛夹杂着陌生的尴尬，但生活总是这样，一半明亮一半阴霾。

婚后，惠子学会了农村的农活，克服语言咋舌问题，忍着婆婆的絮叨。有事儿想回日本，可每回听说老家的冷眼，心又收了回来。不知是不是岁月让人认命。后来倒觉得，没什么是过不去的事。

有些日本女人更坚强，一个人生活，做点手工，教教孩子们。她们在城市或农村里静悄悄地熬出一条路，有人说她们命苦，有人说她们有本事。没人知道她们真实想法，人活一世，怎么都能熬。

有些人参与到教育、翻译等新行业，成了两个国家的桥梁。她们的学生将来去了日本，反倒加深了联系，这是谁都没想到的事。

不是每个离开中国的女人都过得好。部分人回到日本依然受歧视，看病困难，找不到饭碗。她们有点怀念中国那段日子。收容所里虽然苦，可好歹能安顿。念旧，不过如此。

留下的女人们，大多数成了地道中国人，有的孩子中文甚至一口京腔，母亲的来历，街坊都懒得再提。历史翻了篇，这些家庭本身成了一个中日故事。

后来中日恢复交流，有些在中国的女人跑回老家探亲，惊讶地发现自己习惯了中国这片土地，日本反而陌生。她们很快又回来了，只因在这里，早有家的味道。

她们的故事传到日本，不少媒体惊叹中国人竟然能如此宽容。他们以前只知道战争的残酷，没想到战后还可以有这么多温情。

今天看这些女人的后半辈子，她们的孩子大都有了中国名，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许谁也不再计较那些历史标签。偶尔旧事重提，嘴上笑两声，心里也就过去了。

帮助过日本女人的中国人再说起这事，偶尔也迷糊：是历史推动了他们选择善良，还是他们本来就没别的选择？这种感情，早已和日常生活拧到一块儿。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不经意间塑造了普通人，看起来决绝，其实不过是众生游走在无数边缘上的挣扎。12万日本女人的命运最终落在两地。不管是哪种选择，都牵扯出真实的人性。前后观点也未必有什么一致。有人说女人们适应得很快，也有人说她们永远是外来者，这种感觉对也不对。时代每前进一步，总会留下谁的影子，忘了就忘了，偶尔还是会记起那些旧日冬天的夜晚，风雪里依稀有女人的歌声和小孩的喊叫，那才叫真正的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