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葬礼上的空椅子

＂大姐怎么还不来？＂有人小声问。

＂谁知道呢，连父亲的葬礼都不回来，真是...＂

198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灵堂前那把空着的椅子，像一道无言的指控，直戳我的心窝子。

村里人穿着厚重的棉袄，脚踩着雪地，一个接一个来吊唁。人们的目光在我脸上来回游移，仿佛在说：瞧瞧，连这种时候大姐都不回来。

我叫刘建国，四十出头，生在这个北方小村，从小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东方红》长大。如今在县里的纺织厂当机修工，每月拿着六十多块钱的工资，勉强支撑起一个三口之家。

院子里挂着的白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像我此刻的心情。七年前，母亲因肺炎走后，我便和父亲同住在这座坐北朝南的三间砖瓦房里。

＂建国啊，水都冻成冰了，你去烧点热水，来的人总得喝口热乎的。＂赵大爷朝锅台努努嘴。

赵大爷是村里的老支书，如今退了下来，但在村里的威望仍然不减。他和父亲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那时候两人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如今也满头白发了。

我应了一声，转身往厨房走去。厨房里那口大铁锅已经用了二十多年，锅沿都磨得发亮。父亲生前常说：＂这锅啊，见证了咱家的酸甜苦辣。＂

＂建国，你爹走得太突然了。＂赵大爷帮我往锅里添煤，声音低沉，＂前天我还看他在院子里劈柴呢，谁知道...＂

是啊，谁能想到父亲会在睡梦中悄然离去。那天晚上，我还和他一起听了《新闻联播》，他还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了邓小平南巡的事情。第二天早上，我去叫他起床，却怎么也叫不醒了。

父亲是村里的老教师，教了一辈子书，膝盖却落下了毛病，天冷就疼得直不起腰来。这些年，每到阴雨天，他就坐在那张藤椅上，一边揉着膝盖，一边听着那台老式＂红灯牌＂收音机。

大姐刘淑芬，比我大十岁，是我儿时的骄傲。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她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大学，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她去了遥远的广东工作，成了我们家的＂远方明星＂。

＂你姐咋还不回来啊？电报打过去了吧？＂王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走进来，语气里带着几分责备。

＂打了，昨天就打了。＂我低着头，不敢迎上村里人探究的目光。

王婶摇摇头，嘴里嘟囔着：＂这孩子，越出息越不像话，连死了爹都不着急回来...＂

赵大爷瞪了王婶一眼：＂行了，人家家里的事，咱少掺和。＂

那几天，我像是行尸走肉。白天忙着操办丧事，晚上躺在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父亲的咳嗽声仿佛还萦绕在屋檐下，他坐在炕头看《人民日报》的身影仿佛还在眼前。记忆中，自从我记事起，那张报纸就从未在我家断过。

父亲常说：＂再穷不能穷知识，再苦不能苦孩子。＂正是他一手把我和大姐拉扯大，供大姐上了大学，让我有了一门体面的手艺。

送走最后一批吊唁的乡亲，我独自一人坐在父亲常坐的藤椅上，望着对面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大姐大学毕业那年拍的，照片里，父亲穿着他唯一一套的蓝色中山装，笑得那么骄傲，母亲则拉着我和大姐的手，站在省城照相馆的＂长城＂布景前。

＂你姐有她的难处。＂赵大爷送来一壶热茶，坐在我对面，＂你别埋怨她。＂

茶水的热气模糊了我的眼镜。我摘下来擦了擦：＂什么难处能大过父亲的葬礼？这么多年，她连个春节都没回来过。＂

＂过年的火车票难买，再说广东那边离咱这儿太远了。＂赵大爷似乎在为大姐辩解。

我苦笑了一下：＂六年前，母亲去世，她也没回来。你说，这是啥理由？＂

赵大爷欲言又止，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打着。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那是父亲教书四十年时学校发的纪念品，此刻正滴滴答答地走着，仿佛在提醒着时光的无情流逝。

＂你找过你爹的存折吗？＂许久，赵大爷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神秘。

我愣住了。父亲有存折？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总是说手头紧，每个月的退休金刚够维持日常开销。

第二天，我翻遍了父亲的箱底，终于在那个老柜子最底层找到了一个青花瓷茶缸。这茶缸是父亲的心头好，据说是他教过的一个学生从景德镇带回来送他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塞满了存折和信封。

打开其中一本，我惊得说不出话来——每个月都有一笔五十元的汇款记录，从1983年一直到1988年底，从未间断。汇款人赫然写着＂刘淑芬＂。那些钱加起来，足够父亲看好几次病了，甚至可以去北京的大医院做膝盖手术。

茶缸底下压着一沓信，全是大姐的笔迹，信纸上还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樟脑丸味道。我随手抽出一封：

＂爸，我这边工作稳定了，厂里分了新宿舍，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每月给您寄点钱，您别舍不得用。建国工作辛苦，您多照顾他点。我这边忙，暂时回不去，您别挂念...＂

信是去年九月的，父亲去世前三个月。信封上的邮戳已经模糊，但仍能依稀辨认出＂广东东莞＂几个字。我又翻开一封更早的：

＂...膝盖疼就去县医院看看，别总是说没事。年纪大了，身体要紧。钱我已经存够了，您什么时候想做手术就做，别等着给建国省钱。小海子今年上初中了，学习挺好，您放心...＂

小海子是我儿子，今年已经十六岁，在县里上高中。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孙子考上大学。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手中的信纸被泪水浸湿了一角。

我又翻出父亲的那个老皮包，里面有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那是父亲退休后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天的小事。翻到去年的记录，里面夹着回信的草稿：

＂淑芬，爸没事，钱我都存着呢，你自己也别太辛苦。你说的那个医院我去瞧了瞧，太贵了，我这把老骨头也折腾不起了。建国的小海子学习不错，老师说有希望考重点高中。有空你寄几本高中课本来，爸帮他预习预习...＂

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父亲总说钱不够花，却舍不得去医院；为什么他把我买的补品藏起来，却偷偷塞给孙子买学习资料的钱。

＂老刘头儿，你这是何苦啊...＂我抱着那一摞信件，泪如雨下。

＂你爹是个要强的人。＂赵大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站在门口，＂你姐每月寄钱来，他都存着，说是要给你们留着急用。＂

＂那我姐为什么不回来？哪怕看一眼也好啊。＂我擦了擦眼泪，心中的疑惑仍未解开。

赵大爷叹了口气：＂这事儿复杂，你爹不让我们说，说是怕你担心。＂

时光如流水，匆匆而逝。父亲去世后，我接手了他的老房子，周末常带着儿子回来住住。儿子说，他喜欢这里的宁静，喜欢院子里那棵爷爷亲手栽的老槐树。

2008年春天，奥运会的气息已经弥漫在全国各地。我儿子小海子已经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在计算机系读书，实现了父亲的心愿。那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广东寄来的挂号信。

信封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歪斜，不再像从前那样工整有力。我心头一紧，隐约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份公证书。照片上，大姐躺在病床上，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却强撑着微笑。公证书上写着她名下的所有存款转到小海子名下，备注是＂用于侄子大学费用，弟弟辛苦了＂。

我握着照片的手不住颤抖。信中附着一封医院证明——大姐患的是肌肉萎缩症，病程已经十年。诊断日期是1989年初，就在父亲去世前不久。

＂怎么会这样？大姐怎么会...＂我跌坐在椅子上，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赵大爷家。老人正在院子里浇菜，看到我，似乎并不意外。

＂你都知道，是不是？＂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赵大爷放下水壶，沉重地点点头：＂你姐从确诊那天起，就决定不告诉你父亲。她怕老爷子受不了打击，更怕你们两头操心。＂

＂这么多年，她一直瞒着我们？＂我的声音哽咽了。

＂她不想让家里人担心。＂赵大爷的眼圈发红，声音哑了，＂那个病很难治，她不想浪费家里的钱。你想啊，如果你爹知道了，肯定会倾家荡产去给她治病。＂

我突然想起那些年父亲对大姐的念叨：＂你姐在外地工作那么忙，回来一趟多不容易，咱别给她添负担。＂原来，父亲早就知道了真相。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她亲弟弟啊！＂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赵大爷拍拍我的肩膀：＂你姐说，你媳妇刚下岗，儿子正上学，家里已经够困难了，不想再给你添负担。＂

窗外春雨淅沥，我想起父亲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的话：＂你姐有她的苦衷，别怪她...＂

阴雨绵绵的日子里，我翻出父亲的旧皮箱，想整理些遗物。那是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式皮箱，皮面已经磨损，但锁扣依然结实。箱子里有父亲的中山装、一摞发黄的《人民日报》，还有几本磨损的教科书。

箱底有个红木小盒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我轻轻打开，里面静静躺着一枚玉戒指。我认得这枚戒指，是母亲生前最珍爱的物件，据说是外婆留给她的唯一遗物。母亲去世后，这枚戒指不知去向，原来是被大姐带走了。

盒子下压着一张字条，是父亲的笔迹：＂淑芬寄来的，她说这是她最后的心愿。＂

我拿起戒指，在灯光下细细端详。发现内侧刻着几个小字：＂父女连心＂。这四个字是新刻上去的，笔触还很清晰。

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我仿佛看到大姐躺在病床上，将这枚戒指托付给别人，请人刻上这四个字，然后寄回家乡。

第二天，我去邮局找到老徐，他是四十年的老邮递员，经手过村里几代人的来信。老徐已经退休了，但仍住在邮局的宿舍里。

＂老徐叔，我大姐的信，都是你送的吧？＂我问道。

老徐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像是在擦拭记忆：＂是啊，你姐每个月都写信，从没间断过。有些月份还不止一封呢。＂

＂你见过我父亲看信的样子吗？＂我轻声问。

＂看见过啊，老刘头每次拿到信，都迫不及待地打开看。有次看完，眼睛都红了。＂老徐回忆道，＂后来我才知道，你姐生病了，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你也知道？＂我有些震惊。

＂有次她托我给你爹带个口信，说她工作忙，回不来，让老人家别记挂。＂老徐叹了口气，＂你爹听了，点点头说＇我知道＇，然后转身抹眼泪，以为我没看见。＂

原来，父亲和大姐之间有这样的默契。他们隔着千山万水，守护着彼此的秘密，只为不让对方担心。而我，作为儿子和弟弟，却被蒙在鼓里。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坐在油灯下，一遍遍读着大姐的来信；看到大姐在病榻上挣扎着写下一行行字句；看到他们之间那种无言的爱与牺牲。

离开邮局，我漫无目的地走在村子的小路上。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多年，从小时候背着书包上学，到如今两鬓斑白。路边的槐树依然挺立，只是比我记忆中更加粗壮了。

＂刘建国，听说你姐姐...＂村口王婶看到我，欲言又止。

我点点头：＂嗯，她走了。＂

＂唉，怪不得当年你爹葬礼她没回来。＂王婶摇摇头，＂我们都误会她了。＂

＂人人都有难处，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苦笑了一下。

回到家，我把大姐的照片和父亲的合在一起，放在了堂屋的正中央。照片上，他们都笑得那么真诚，仿佛一切痛苦都不曾存在。

如今父亲和大姐都已离去，而我才明白，那把葬礼上空着的椅子，并非代表缺席，而是承载了一份无法言说的爱与牺牲。

我想起儿时大姐背着我去看露天电影的情景，想起她考上大学时父亲激动得一夜未眠的样子。那时候，虽然物质贫乏，但家的温暖却是那么真实。

夏天到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开了花，香气四溢。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儿子小海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他已经大四了，教授说他有希望保送研究生。

＂爸，这是姑姑的照片吗？＂小海子指着墙上的照片问。

＂是啊，她是我的骄傲。＂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那姑姑为什么从来没回来看过我们呢？＂孩子天真地问。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轻声说：＂因为她太爱我们了，爱到宁愿自己承受一切。＂

晚上，我把玉戒指和那叠信件放在父亲的遗像前，点上一支蜡烛。父亲照片中的眼神似乎变得柔和，仿佛在对我说：孩子，你终于明白了。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父亲和大姐的存款取出来，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助学基金，资助村里的贫困学生。我在基金会的名称上写道：＂父女连心助学金＂。

赵大爷听说后，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刘头和你姐地下有知，一定会欣慰的。＂

岁月悠悠，转眼又是几年。小海子已经研究生毕业，在省城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也退休了，每天在院子里侍弄花草，听着鸟叫虫鸣，倒也惬意。

有时候，我会坐在父亲的藤椅上，望着天空发呆。我知道，在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父亲和大姐正含笑看着这一切。我常想，人世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不是名利，而是那些看似平凡，却又无比珍贵的亲情。

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三束花，一束给母亲，一束给父亲，还有一束，我会放在那把始终空着的椅子上——那是留给大姐的。

窗外，春雨渐歇，几点星光透过云层。风吹过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一声轻轻的叹息，又像是一个温柔的抚慰。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爱，不需要用语言表达；有些牺牲，不需要被人知晓；有些思念，只要心中默默铭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