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财在本村粘贴片子放映广告）

村民影像计划（2005-2010）

吴文光亮出你的家伙之124（村民影像计划2010）

村民影像片子在本村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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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影像”一书初稿，从2009年11月开始断断续续在邮件组发出，到这一年8月初，结束于2008年内容。

村民影像片子在本村放映这个事，老贾和张焕财两人邮件传来他们的新动静。

▉贾之坦（6月6日）

今天早饭后，在老街下头周成顺家的麻将馆放了《我的村子2008》。老板娘田宏珍平时是最喜欢看电视剧的，碍于情面，她还是很不情愿地换上我的片子，但她却越看越专注。看过后我问她哪个好看，她说都好看。言下之意我拍的片子还是不比电视剧差。她孙女周巧儿问我：这片中你替村民说话办事，现在的政府对你会怎样？我回答她说：你已读初二了，还不懂得社会上的这些事吗？

住在麻将馆对面的李君香老太太，对片中的熟人熟事觉得亲切，但她更关心的是她自己还没吃上“低保”，她和我说，看到我在片中为那个摔断腿的官业英老太太争取了救济款，去年又为本组的桌桂珍老人争取到了“低保”，看片时几次提到要我帮她去说话。一放完又把我带到她家中，要我看她家已斜了的门窗和墙壁。她本人虽然七十三岁了，但她有三个年轻力壮的儿子，这样的情况不符合低保条件，虽然我在村里乡里说话算数，但像她这样的条件，我也没有办法去帮她说的。

▉张焕财（8月20日）

农历七月初九晚八点，我在我的村子街道上，公开放映我的第三部纪录片《我的村子2008》，片长一百三十九分钟。丑媳妇终归要见公婆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村子里就公开放了，这是我第三次在村子公开放映拍自己的村子片子。《我的村子2008》是我自己认为的得意之作，我传达给我老婆在北京的反应也是“棒极了”。

这次也是利用庙会期间放映，放片前提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平时乡党见了总问：“咋不见你放你的作品呢？老见你拍？”现在，临到了庙会，我见人就吹风：“过会了来看我拍的咱村的片子。”

乡党们听了，有的问：“你拍的啥片子？”

我说：“你不见我整天的拿着机子在村子里晃荡？拍的是咱村的。”

他们又问：“咱村的啥？咱村有啥拍的？”

把我问得没啥说了，只好说：“就是一年四季，从种到收，谁家过事啥的。”

有的给我的面子，会说：“那一定要看。”

有的直接说：“那有啥意思？”

我写好了放映的告示，一共有八张，是红纸上写的，像是写的选村长公告。不好意思的是，我那毛笔字实在不好看，可是这种写字的活，又不好意思找别人，因为咱也算是村子一个“文人。硬着头皮出去贴了，贴的时候，发现有几张的字写得太马虎了，心想不要让别人骂咱也太不像个“文人”了，最后又把三张告示藏起来了。

五张告示写的都不一样，内容却是一样的：请晚上八点到西村二队十字街道看片子，是咱村的片子，说不定有你，都是熟不过的的熟人，一年四季的意思。

写得颇有点煽情的味道，也是希望大伙来“哄摊子”。

到了下午，天阴下来了，乱云往东飞奔，我就担心下雨，跟去年一样的大雨的话，也就太不给面子了。

我提前通知了一大半的在片子中会出现的村民，他们多半都很高兴的，只有村支书范桂花回了我一句：有个啥意思？

放映的地点还是在村子街道上。原来想过在村委会办公室放的，通知村长兼支书老范时，她笑脸一瞬间便没了，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去年两次都是在街道上放，效果也不错，只是选择在谁家的门口放让我有点作难，大电视，碟机，接电的难度，能容纳多少观众，还有我跟这家人关系的亲密度都在考虑之中。最后选在胡续年家的门口，他家有大电视碟机都有。关系嘛，更不用说了，我把胡续年叫叔，我老婆把他叫舅。

六点半就做好了准备工作，让胡续年的女儿红娟、汉味帮忙把电视支好，门楼下安了大灯泡。这时有几个乡党就端着凳子来了。我说：“八点准时放。”他们却有点等不及了的意思，十几个六、七岁的娃们高兴，要先看看动画片。我想也好，就先放动画片。

有的村民问我：“这就是你拍的？”

我说：“不是，一会儿八点了再放。”

到了七点五十，我准备放片了，却来了一阵雨，围得人一下子散了。

应均问我：“下雨了还放？”

我说：“放！没人看也放，有一个人看也放！”

然后就开始放了。老天爷还是给我面子的，放了五分钟后不下雨了，乡党们又陆陆续续的来了，放映到十多分钟的时候，已经有近一百人了。

娃们见人多就兴奋，十几个娃就在电视机跟前兴奋地抓蝈蝈了。现场比较吵，可是乡党们还是有兴趣的观看着。在外边打工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放映现场成了好久不见的乡党们相互问候的场所，有的看一会片子就相互拉着去打牌场子了，有的去小卖部喝酒去了。陆陆续续的有人来，陆陆续续的有人走，观看的人数保持在一百五十人左右。大约看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场子里的人挤满了，大约有两百多人，站在远处的人远处的伸长了脖子在看，时不时的有笑声。

我心里真是感动，一边用摄像机拍着，一边忙着给看电视的大人发烟。喜平看了烟的牌子，说：“哦！“八喜”，不错！”

片子放到一半，还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在看，这时那些小娃们走得差不多了，放映场安定了许多。我留意看我的这些观众，片子中出现谁，我就把镜头对准他。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片子人物在场。有些人不在场确实让我失望，因为之前我发现他们有的是在场的，这会找的时候却不见了。可能他们对见到两年前的自己没有多大的兴趣、或者是信心。

在专心看片的人当中，片子中很少出现的人居多，尤其是那些个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人，反而是最忠实的观众了。那些平日里显得关心我拍的内容、说要看我的片子叫的最凶的，只有几个人在场，其他的，不知道钻哪里去了。

那个四队的树金，他每次看到我拍，都要说：“老见你拍，不见东西么？” 去年和这次放映，我都专门通知了他，结果他都没来。

在观众中间，我最在心的是我老婆，可是我只是在场子里偶尔发现她几回，反而让我奇怪的是，我的女粉丝居多，她们不断有笑声传进我的耳朵，并且在场子大声跟我说笑，随时说些她们看片时想说的话。那军罗的媳妇，康稳的媳妇，志厚的媳妇，西秋的媳妇，稳强的媳妇，八娃的媳妇，建斌的媳妇，应均家媳妇，还有一大帮我叫不上名字，比我小的多，大得多的，村里人的媳妇。还有东村的永强媳妇，德普媳妇，广利家媳妇等等，这些女粉丝坚持从头看到尾的，不下三、四十个。

男粉丝我知道有的人早就想走了，可能也是尿憋了，或者其它原因想走，最后还是看到了尾。建斌是个开拖拉机的，对技术之类最感兴趣，当片子中出现我发明的几个技术性拍摄技巧时（比如三百六十度自拍等），就忍不住大声问我：“挨球的，是咋拍的？”我开玩笑应他：“不告诉你个挨球的，怕你抢我的饭碗子。”

放片结束是在十点半左右。当出现片尾字幕时，观众呼啦一下散了。我喊叫：“再坐一会儿谝谝么？”结果也没有拦住。

引利是我的同学，当过二十八年的民办教师，又是我的哥们志厚的媳妇，我就叫住她，让说些啥。她说“说啥呢？没啥说的。”还有务志哥，也说“没啥说的”。

只有堂姐张玉兰，她当过三、四十年的小学教师，现在已经退休，在城里跟她的二儿子过，她是从开始一直看到完的，也是唯一自愿留下来跟我交谈的。她说：“你把你跟芳（我媳妇惠芳）的说话弄上去做啥？那样不好，人家会说你俩是咋了？还以为你俩有啥矛盾，你把那些去了（删掉了）。”

我没有点头，希望她说下去。堂姐又说：“不过，你能把那些事情串起来，也不容易，好着呢，就是把你两口子的事给去（删）了。”这时我媳妇惠芳过来了，堂姐又把对我说过的话，对着她说了一遍。

我跟我媳妇惠芳、还有红娟收拾完摊子，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街道上的打牌摊子还在，说到底，对他们来说，这片子跟钱相比，还是钱重要。

评价片子不好的乡党，都是背后说的，他们走在黑暗的街道上，几个人一边走一边议论。我老婆在街道上听到了，又传达我。老婆给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有点生气，我知道她生的气里有一半是生我的气，另一半是生背后说我坏话的乡党的气。我只好哈哈地乐着，说背后说坏话的人“才是最难得的”。

村子第二天的大路上特别的热闹，因为这是庙会的正式日子。

胡红选见到我，说：“我听说昨晚放的片子中还有我？”

我说：“就是的，你没看？”

他说：“我望了一会儿，叫我打牌去了。”

我问：“是觉得没意思？乡党有人这样说？”

他说：“也不能这样说，说到底还是欣赏水平的问题。”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正说着碰见了四队的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媳妇，她昨晚跟她队的几个妇女也是从头看到尾的，我就挡住了她：“你昨晚是看到最后走的，也说说意见？”她愣了几秒后，说：“我提意见就是，你这会儿不经过人的同意就乱拍。”我问她的时候，确实是把机子开着的。

那晚上放片子，前前后后一共有三、四百人看，看到最后的观众剩下六、七十人，而这里边从头看到尾的也就四、五十人，而我的村子却是一千八百多人，这是怎样的比例？说老实话我还是比较受打击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棒的片子，在自己的村子，却得到这样的“检测”结果，无论怎么说，也是让我高兴不起来的。

那么我以后还拍不拍？拍是肯定的，可是怎么拍？拍些什么？确实我现在不知道。我想：怎么让拍出来的东西更有吸引力？特别是能对我的乡党们有吸引力，这绝对是我要面对的最大问题。那么他们说不喜欢，他们说没意思，这责任在谁？我难道可以责怪我的村民？或者是责怪我的家人？ 要是我拍的东西，连我的乡党们都不喜欢看了？那么我拍下去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我的片子中有我的家人过日子的艰难，有我跟老婆的矛盾，有两口子打架，有人在街道上哭，有人躲在阁老拐角赌钱，有人骂干部……这些话，背后说说可以，现在放在片子里说，一个村子的人看，残酷不残酷？残酷！我想我的乡党们之前从来没看过此类残酷的纪录片，这残酷就是把人都精晃晃的晾在了外头，就像是给人脱光了衣服，拉在了大街上，叫人评头论足。我只知道：我也残酷。但我是善意的残酷。

那一天胡红选说：“你要是拍个三、四十年，就绝对有意思了。”

我的妈呀！三四十年？我确实还没想那么远。我跟我的乡党们这样说：“这片子，现在看，可能觉得没多大意思，十几年后看，就会觉得有意思了。”

英特说：“对着呢！到那会，片子中一大批人就不在了。”

我说：“小娃也成了大人了，还有现在人穿的啥？吃的啥？有啥想法？现在的政策是啥样的。”

你看我数落了一大堆的拍纪录片的意义，我确实让这些意义支撑着。

我写的时候露掉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来民，来民在村子不算个人物，因为他一不是党员，二没当过干部，社员没把他当人物。可是来民在我心里是个人物，原先我还专门给他写过一篇村民素描，就是那个文学中年，零七年的片子里冬日下晒阳阳坡的，手里拿着收音机，跟我说议论文记叙文的那个。

今年的夏天，我跟他一起到八里塬看麦梢黄，一路上我们一块探讨人生，我感觉他是很有想法的，比如他说到人生：就说人在世上只是一个过客，确实这个“过客”俩字，让我费了些思量。从那我就对他有点刮目相看，确实他看着不多言，言出却有分量。

那一次看麦梢黄时我还给来民照过相，他戴着一个烂草帽，就像是几张草皮接在一块的，我说带着烂草帽不好看，他却说：“这才是农民的本色”。按快门时我想让他笑一笑，结果他说他最烦照相叫人笑了。那张相片是我仰拍的，来民他一脸的傲气，真是一幅乡村文人的傲骨，来民高兴，夸我抓到了人物性格。

放片的过程中，来民一直坐在偏旁，静静坐着看，他不同于其他的村民，高兴了就大声的笑，有想法了就大声地说，他一直静静地坐着，慢慢我就把他也忽视了，他可能也看到了最后，不过他走得太急，我也就没来得及问他观后感的。说起来我还是期望他能说几句的，像他这种人，看的书不少，谈起话来见解还是相当的深刻的，我曾经借过他的一本红楼梦书，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他记的注解，所以像他这种人说话，绝对有相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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