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将所有的驰援的科学家全部撤走，临走前，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人员：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关键，即使没有我们...
信源：（光明网——他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却造出大国重器）
1960年，北京西郊机场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最后一批苏联专家正准备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他们不仅带走了行李，也带走了中国核武器研究项目的图纸、数据和几乎全部的技术资料。
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来说，这不亚于釜底抽薪。
一片茫然中，一位苏联核物理专家走到舷梯旁，忽然回过头，对送行的中方人员低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
这位被竞争对手都称为“王牌”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答案，得从大洋彼岸的一封电报说起。
当时，苏联专家口中的“王”——王淦昌，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享受着顶尖的科研环境和每月三千美金的优厚待遇。
更重要的是，他1959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成果，已经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轰动
正当他声名鹊起时，一封来自钱三强的加急电报悄然而至，内容简单直接：国家需要，速归。
面对这封电报，王淦昌几乎没有犹豫。他心里只有一个承诺：“我愿以身许国。”
这个选择，代价是长达十七年的“消失”。
秘密回国后，王淦昌被请进了中南海。当他得知苏联专家撤离后的困境，并被请求隐姓埋名，投身这项高度机密的任务时，他平静地接受了。
从此，国际物理学界少了一位叫王淦昌的顶尖学者，而在中国大西北的戈壁深处，多了一位名叫“王京”的普通科研人员。
他告别了每月3000美金的待遇，换来了每月200元人民币的工资；也告别了世界顶级的实验室，迎来了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
在那个代号“金银滩”的绝密基地，王京和同事们开始了与世隔绝的攻坚。从1961年到1963年，亲自主导并参与了上百次核爆模拟试验。
这些牺牲与奋斗，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的罗布泊，化作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东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震撼了世界。
紧接着，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国防基石。这两声巨响，正是王淦昌兑现“以身许国”承诺的最强回音。
直到1978年，当中国的核研究大功告成，那位消失了十七年的“王京”才终于回来了。而在这期间，家人对他的思念与担忧从未减少。
他的小女儿王遵明回忆，父亲在这期间只和家人共同出游过一次，那是1969年10月，王淦昌带家人去了香山公园。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王淦昌错过了许多家庭的重要时刻。他的父亲去世，他因工作无法回家奔丧。这一遗憾，成为了王淦昌一生的痛，也体现了他为了国家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人们不知道的是，除了像王淦昌这类出名科学家的牺牲，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也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
在苏联专家撤离前，中国科研人员抓住最后时机，通过与苏联专家对口学习，尽可能多地掌握技术细节。
例如，兰州电子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苏联专家撤离前，紧急学习回旋加速器的安装和调试技术，并吸收了大量技术资料。
他们日夜奋战，记录每一个操作步骤，询问每一个技术细节，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核心知识。
部分苏联专家在撤离时，冒着风险为中国科研人员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例如，苏联专家谢列莫夫斯基在撤离前，将一个记录了P-2地对地导弹全部数据的笔记本交给了中国专家。
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些苏联专家在销毁资料时，故意将碎片留在地上。中国科研人员从中获取了大量宝贵信息。
苏联专家的撤离虽然给中国科研带来了短期困难，但也激发了中国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他们凭借智慧与坚韧，成功克服了重重困难，实现了从依赖外援到独立自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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